今天是父亲的忌日。
10年前，父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我在大哥的提议下编印了父亲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并在序言中以成分为关键词对他的一生作了梳理；如今，仿佛转眼之间，父亲在故乡那座状如铜钱、长满茅草的岭上长眠已整整20周年，再想为父亲写点文字的时候，我蓦然发现，运动，是贯穿父亲悲情人生的关键词。
父亲是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节拍闯进社会的，这趔趔趄趄的第一步，就好像林冲误入了白虎节堂，为以后接连不断的苦难埋下了伏笔。年春节刚过，念完7年半私塾刚满16周岁的父亲报名参军了。他受到了祖父的鼓励——大敌当前，儿女英雄应该“效木兰从军班超投笔，仿文山御敌武穆精忠”。这一重要抉择，大的方向当然是不错的，小的路径却出了短视问题。那时恐怕极少有人想到，同属国民革命军，同样抵御外敌入侵，第十八集团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军人与其他番号部队的军人几年后有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如果父亲有先知先觉，估计不惜跋山涉水长征万里也要投奔这两支部队的。可惜他缺乏刘伯温那种超凡的预判能力，他参加的，是血战台儿庄之后到后方休整正巧经过故乡的部队。
那个年代里能识文断字的士兵大概不多。父亲学过四书五经等，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凭借这一优势，父亲在团部当上了上士文书。之后，父亲跟随部队出湘入桂，由桂入滇，克服脚起水泡身染疥疮穿越原始森林等种种困难，初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入伍将近一年半的时候，天上掉下一个馅饼落到了父亲头上，他喜获全师唯一名额，被保送到位于桂林的黄埔军校第六分校接受预备教育，只可惜父亲还没来得及把馅饼放进嘴里它就掉到了地上。半年预备教育过后，没受过一天现代教育的父亲不出意料地在文化测试中被淘汰，半个多世纪后他在回忆录中承认：“诗词歌赋代替不了物理化学，什么定律，什么开方，名词都不懂。”此刻父亲原来所在的部队已进入缅甸作战，军官梦碎的父亲只好溜回了故乡。
当了逃兵的父亲，接过了祖父的衣钵，当起了私塾先生，传道授业。随后不久，日寇的铁蹄踏入故乡，父亲又不得不随家人躲进深山僻壤，在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中度日如年。抗战胜利后，为谋生，父亲再度流落他乡，在洞庭湖畔重操私塾旧业，在广州二度从军又第二次当逃兵。最困窘的日子里，父亲沿粤汉铁路北上南下，贩运鸡蛋广柑等土产品，“晚上就睡在月台上或候车室”。二十多年后，当父亲哼唱起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时，回想当年“无异于沿门乞食”的小贩生涯，想必是别有一番苦涩滋味的。
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湖南和平解放后，父亲又回到家乡，与母亲成婚，参加土改——这大概是唯一让他感到扬眉吐气的运动。被划定为贫民成分的父亲，兴高采烈地领取政府分配的田地房屋衣服等，分享改天换地的喜悦。父亲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意识到，他与许多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少部分人的痛苦之上的。新的时代，百废待兴。年5月，新生政权招收税务干部，父亲与一位同乡兴冲冲前去报考。这回估计不考数理化甚至政治而只考父亲相对擅长的语文，三天后忐忑不安的父亲再次步行六十里到市里看结果，他与同乡居然双双上榜。接受一个月的培训后，两人远离故土，前往五六百里外的一个湘南小县“吃国家粮，当国家干部”了。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消灭不拿枪的敌人，不再靠战争，靠运动。父亲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和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三反”“五反”接踵而来。父亲在全县税务干部中第一批参加了运动，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凡参加运动的同志，不许擅自外出……不许互通情报……不许对外私通书信……不许访亲会友……洗脸洗澡要集体排队同去同归，晚上还要整队点名……凭通行证外出，不许超过规定时间和活动地点”，到了理论联系实际阶段，“先由个人对照文件精神作自我交代，再由群众提问题或者面对面揭发批判，或者是背靠背地反映缺点和错误。一次交代不彻底，与组织上所掌握的材料有出入，就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地进行所谓帮助。”两位税务所长，买了肉贩半斤猪肝，占了两毛钱的小便宜，“结果被揭发出来而自己又忘了交代，便挨了两天两晚轮班‘帮助’”。初出茅庐的父亲，初步目睹了运动的威力。
“三反”“五反”大概没有对父亲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运动结束不到一年，父亲当上了税务所副所长，更加“感激涕零”，工作也更加卖力。
“三反”“五反”过去不到四年，肃反运动又来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必须交代清楚”。父亲所写的个人材料被党支部书记兼肃反专干认定未达到上述要求，上交的第二天就被退回勒令重写。基层关勉强通过后，县委肃反办的专干又两度找父亲盘问。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补充交代。在个人履历表上，自七岁开始到填表日止，父亲“逐段写出证明人的姓名、住址，便于组织上核实”。
随后不久，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席卷全国，先是学文件，然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帮助党整风。虽然父亲的政治眼光依然谈不上敏锐，看不出这是“引蛇出洞”的高招，但终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锋中长了见识，变得谨小慎微。“为了完成任务，我也提了三条意见。”却都是无关痛痒的。那些表达尖锐观点甚至只是说话稍微难听一点的“出洞之蛇”，很快普遍获赠一顶足以戴几十年的帽子——右派。
反右过后，大跃进来了。县委提出，农业十年计划要一年完成，工业产值要由上年的万元跃进到万元。税务部门要按保证数、争取数、跃进数三个数字编制年度计划，父亲所在的所，跃进数几乎是上年税收的四倍。实际成绩达不到指标，大概率带来汇报材料的浮夸。年春，临时抽调到公社办公室协助工作的父亲就体会到了这一点。春耕备耕中，社员上山割草皮烧制土化肥，各大队上报日产量，人平石以上，有的甚至石，公社党委却仍嫌保守，批评大队赶不上形势，待大队报到石后才基本满意。数字好看了，老百姓的脸色却好看不起来。县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年全县因粮食减产而出现水肿病人多人。远在故乡的祖父，在“过苦日子”中被活活饿死，这大概是父亲对这场运动最大的痛感。
对于父亲而言，前面几场运动，好像只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皮肉不至于遭罪，空前狂热的“文革”一来，父亲在劫难逃，不仅精神上备受羞辱折磨，皮肉之苦也无法避免了。运动乍起，父亲就初步领略了“臂佩红袖章，腰束武装带，头上戴着五星八角帽”的红卫兵的厉害，他正在翻阅从朋友处借来的古典名著《西游记》时，被他们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的名义抢走了书。运动中小县城的街头，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最新的“最高指示”或《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流行歌曲，墙上或临时搭建的报棚上贴满了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和极其夸张的漫画。县委书记、县长等“走资派”纷纷被打倒夺权。无职无权的父亲也不能幸免，被造反派勒令参加查思想、查历史问题、查现行表现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学习班，父亲只好“复习功课”，就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撰写一份“学习心得”，试图蒙混过关。但造反派们不依不饶，很快又把父亲和税务系统的另两人打成湖南“黑三线”人物，进行批斗。“每天早上身背木牌，上面写着‘国民党残渣余孽’，在圩上绕行一圈，表示向群众认罪。”父亲不知被棕绳狠狠捆绑过多少回，被造反派拳打脚踢过多少回，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偶尔从乡下回到县城家中，手臂上常有深深的勒痕，身上常有一块块的瘀青。这些情景在我的童年时代留下了很浓的心理阴影，我整个学生时代极度的内向、自卑、怯弱，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这些阴影作原料。
“文革”之前的运动，大概算是单一的地雷，“文革”则是威力大得多的子母雷，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文革”开展两年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称知青下放）运动启动。这项运动给父亲带来的痛苦，更多地表现精神上备受煎熬。品学兼优，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一直当班长的大哥失去升高中的机会，不到十七周岁就第一批下放，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7年的时间里在极其贫瘠的土地上摸爬滚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父亲在抗战从军时深知儿思父母之苦，每月都会给父母写两封信报平安；这时他又体会到父母思儿之苦，偶尔从乡下回到县城后会与母亲商量一些要紧的事，给大哥写信。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往往因太过投入，头发靠近灯罩口被烧出焦臭味而不自知。每到年关临近，父亲要为如何从本就入不敷出的工资中挤出一点点寄给大哥当路费而愁上一阵。有一年过年前，大哥风尘仆仆刚进家门，父亲不声不响就出了门。大哥心里暗怪父亲冷漠，以为父亲是觉得生活困难嫌弃他花钱与父母弟妹团圆，却不料过一阵子父亲开心地提着一斤肉回了家。近几年，已近古稀的大哥时常在弟妹面前提起这件往事，每一次都嗓音哽咽眼泛泪光。我虽然觉得大哥大可不必像祥林嫂那样纠结，但完全理解大哥那种误解父亲后的愧疚与体会深沉无言的父爱后的感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受这种情绪感染也往往喉头发哽。
大哥下放五六年后，父亲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重返城里的年春，小哥不可避免地重蹈覆辙，被下放到离县城近20里的知青林场。小哥从小性格倔强，桀骜不驯。父亲十分担心他在脱离父母管束后惹是生非，小哥下放不久，大概是一个星期天，他抽空骑单车搭着我赶到林场去了解小哥的表现。一来一去三四十里的路程，乡间小路又很是颠簸，时令又已是夏天，年已半百的父亲汗衫两度湿透，其间的辛苦可以想见。但父亲返回后跟母亲谈起小哥的情况却显得开心，无论是林场的干部还是别的知青，甚至周边的社员，对小哥都是持肯定态度，说他特别能吃苦耐劳，不乱说乱动，算安分守己。他们不知道此前小哥已“实习”过两年。对于同样需要下放的姐姐，父亲要忧心得多，那时女知青被下放地的“土皇帝”或地痞糟蹋，或者因想要返城被知青办的头头脑脑潜规则的事时有发生。思来想去，父亲与母亲劝说做临时工的姐姐接受同厂一名职工求婚，于是在那年下放之前，姐姐领证出嫁。不料，一场平常的男婚女嫁，在运动中被人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父亲被扣上“破坏知青下放”的大帽，县知青办一纸通知，粮食部门立刻停止了姐姐的口粮指标，经父亲和姐姐等人据理力争，一年后才恢复供应。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是“文革”中的一个响亮口号，干部复员，既是大运动中的一个小运动，也是落实“学解放军”的一个实招。父亲不幸又一次中招，年秋被作为干部复员对象遣返回老家务农，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覆巢之下无完卵。除了三年前就已作为知青下放回老家的大哥，母亲和两儿一女也受株连，同时回到了那个最穷的时候劳动日值仅8分钱的生产队。都是差一个学期初中毕业的姐姐和小哥，双双进入公社中学继续读书，我则在大队小学读二年级。姐姐和小哥初中毕业后与父亲一道成了生产队的半劳力，向来体弱多病的母亲则在家喂猪，操持家务。农闲时，父亲领着两个叔叔和大哥拆除狭小的旧房屋后，又忙着做泥砖，运木材，买口粮，建起了一座泥砖瓦房。居算是安了，业却乐不起来。一辈子不懂犁耙耕种的父亲，跟一个青年农民学棉花栽培，管理生产队的几亩棉花田，闲暇时挑着木工箱走村串户，靠“文革”初期学来的手艺给人修补家具或理发，赚点极微薄的零用钱。两年的时间里，一家人备受歧视欺侮。父亲被人奚落为犯了错误打回原籍的人，看够了白眼，听够了风言风语；小哥效仿叔叔等人到深山砍柴，夜里偷偷做竹刷把，公社赶集日挑到圩场卖，被公社书记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扬言重点打击；我在田地里摘猪草，被生产队政治指导员诬为偷集体的草籽，追得我在田埂上狂奔不已，吓得我魂飞魄散。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却不是运动的死角。父亲复员回老家不久，“文革”的又一个子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来了，厄运已经触底的父亲这回倒是没有遭罪，他一没有在四野当过兵，二不是圣人后裔，想高攀都没门路。
父亲非但没有遭罪，反倒在年秋等来了令他“心花怒放”的一纸通知——落实政策，恢复工作，除大哥外的一家五口返回父亲的原工作地。今天推想起来，倒也不奇怪。父亲北归不久，被钦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的副统帅北飞，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眨眼间变成了野心家阴谋家。而主导地方干部学解放军实行复员政策的，据说正是副统帅。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个凡是”逻辑，“文革”开始不久因反对副统帅而落难的另一位元帅，在副统帅客死他乡后获评“是个好同志”，这成了一批受迫害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有望平反恢复工作的风向标。既然干部复员政策是这么大的一个敌人拥护的，当然就要坚决反对。这场运动最大的冤大头，大概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统治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圣人。据说，副统帅的私密日记、笔记里摘录有圣人的不少话语，比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副统帅口头上标榜的“导师”竟与心目中崇拜的“导师”严重背离，自不免引得雷霆震怒。神坛上的圣人，按第二个“凡是”也被揪落凡间，被口诛笔伐，批倒批臭。
“文革”中具有全国影响的最后一个子运动，大概算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了。父亲在风暴来临前虽已恢复工作，却无职无权，为自己的过去鸣冤叫屈尚且不敢不能，以无缚鸡之力的双手去扭转政策方向更是天方夜谭。纵然父亲记性再糟，吃一堑不足以长一智，连吃若干堑后总该长一智了。父亲越发小心翼翼地工作，夹着尾巴做人，在强弩之末的运动中倒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以至于在回忆录中都懒得为这场运动留下一笔。
熬到年“胜利的十月”，霹雳手段终结了“文革”中呼风唤雨的四个重要人物的政治生命，历时超过十年的漫长政治运动宣告结束。又过了两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才基本结束。父亲恢复了职务，重新拥有了评优评先的资格，脸上也时不时有了一点笑容。再晚一点的时候，虽也有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短暂反弹，但那时父亲已退休，何况运动针对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或者说意识形态领域。父亲的晚年，相对平静安逸，大概算是他不幸人生中的万幸吧。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场又一场运动风暴扬起的时代灰尘，一粒又一粒地落到像父亲这样的平凡小人物身上，却也的确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电影大师谢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导演的巅峰之作《芙蓉镇》，就通过艺术手段演绎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影片最后，称得上“运动健将”的王秋赦疯了，却仍旧不忘敲打那面每逢运动必派上用场的铜锣，用嘶哑的声音高喊:“运动了……”
今天，倘若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我的这些文字，听到我的这番唠叨，会不会猛然惊醒，环顾四周后焦灼地问我一句——你就不怕再来一场运动吗？
我不怕，又怕；我怕，又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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